李世民问魏征：“满朝文武广州股票配资，谁最清廉？” 魏征答：“朝中尽是贪官。” 李世民大怒：“那你如何？” 魏征叩首回了八个字：“臣心向国，两袖清风。”
公元643年，魏征病逝。消息传进宫中，李世民沉默了许久，随后说出那段流传千年的“三镜”之言：照铜镜，可以整理衣冠；看历史，可以知道兴衰；把人当镜子，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。魏征一走，他少了一面能照出错误的镜子。
这句评价的分量很重。李世民怀念的，并不是一个凡事顺着自己的臣子，而是一个经常让他下不来台的人。魏征说话直，有时一句话就能把热闹的朝堂说得鸦雀无声。皇帝会生气，百官也会紧张，可他依然照说不误。
那段“谁最清廉”的问答之所以广州股票配资广为流传，正是因为它像极了魏征的性格。他不会为了让皇帝高兴，随便从官员中挑出一个人夸赞，也不会把所谓清廉简单理解为家里穷、衣服旧。他在意的是，一个官员面对权力和私利时，能不能守住底线。
魏征能够站在李世民身边，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以前，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属官，还曾建议李建成尽早防备秦王李世民。李世民即位后，把魏征叫来，当面问他为何挑拨兄弟关系。换成别人，恐怕早已跪地求饶，把过去推得一干二净。
魏征却没有改口。他坦然表示，太子如果早听从自己的建议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结局。这句话相当刺耳，李世民听后却没有杀他，反而认为此人忠于职守，敢承担自己说过的话，于是将他留下，并让他担任能够进谏的官职。
从这一刻开始，两人的关系便很特别。一个需要有人指出问题，一个偏偏不肯绕着问题走。李世民想做有作为的皇帝，魏征则不断提醒他，打下天下靠勇气，守住天下却要靠克制。
贞观初年，朝廷需要补充兵员。有关官员发现，一些男子虽然登记年龄未到服役标准，身体却已经十分强壮，于是建议将他们提前征召。李世民觉得这样能够增加兵力，很快表示同意。
命令送到魏征手中，他却迟迟不肯签署。李世民为此发怒，认为这些人可能故意少报年龄，提前征来并没有什么问题。魏征没有围绕几名男子究竟多大争论，而是把事情引向了朝廷信用。
他提醒李世民，官府既然已经按照户籍年龄向百姓作出安排，就不能看见人长得高大，便临时改变规则。今天为了多得一些兵失信，明天百姓就可能不再相信朝廷的其他命令。兵员多几百、几千，看起来是得利；失去民心，代价却无法估量。
李世民冷静下来，承认自己只看见了眼前，没有想到长远，最终收回成命。魏征没有查出什么惊天大案，也没有当众抓住哪个贪官，可他阻止了一次随意改变规则的做法。对他而言，这同样属于清廉，因为权力不能为了方便，随时挪动界线。
长乐公主出嫁时，魏征又让李世民感到不痛快。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，深受父母疼爱。李世民准备给女儿的嫁妆，比自己的姐妹出嫁时还要丰厚。站在父亲的角度，这种心情并不难理解。
魏征却提出反对。他认为，公主虽受宠爱，但在礼制和辈分上仍有明确次序。皇帝若因为疼爱女儿便破坏旧有标准，朝中大臣看到以后，也可能照样用亲疏关系代替规矩。皇家带了头，下面就更难约束。
这番话听起来不近人情，实际针对的不是一场婚礼，而是公私之间那条容易被忽视的线。魏征知道，许多大的问题，开始时并不显眼。今天多给亲人一些，明天替熟人通融一点，时间一长，规矩就会变成人情的装饰。
公元637年，唐朝局势已经比建国初期稳定许多。边境压力减轻，人口和生产逐步恢复，朝廷上上下下也开始出现赞美之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魏征向李世民呈上《谏太宗十思疏》。
他没有跟着别人歌颂太平，而是提醒皇帝：树想长得高大，必须扎稳根基；河流想走得长远，必须保住源头。君主想让国家长治久安，就不能只看宫殿是否宏伟、四方是否来朝，还要看看百姓有没有被劳役压得喘不过气。
魏征劝李世民，看到喜欢的东西时要懂得节制，准备大兴土木时要考虑百姓负担，担心有人蒙蔽自己时就要虚心听取意见。赏赐不能因为一时高兴失去标准，处罚也不能因为一时愤怒超过限度。
两年后，也就是公元639年前后，魏征又发现李世民的作风与执政初期相比出现变化，于是再次上疏，列举朝政中逐渐显露的十种问题。他担心的不是皇帝突然变成昏君，而是人在功劳越来越大、赞美越来越多以后，不知不觉放松了要求。
这才是魏征最让人佩服的地方。他并不是等到问题彻底失控之后再站出来批评，而是在变化刚露出苗头时就提醒。因为他明白，朝廷的败坏往往不是一天形成的，而是从一次破例、一点自满、一回沉默中慢慢积累起来。
李世民失去魏征后感叹少了一面镜子，治理国家不能只靠掌权者自我提醒。人站得越高，越容易只听见赞美。身边若没有敢讲难听话的人，再聪明的君主也可能把自己的决定看得过于正确。
所以，这场关于“谁最清廉”的对话，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答案。魏征用一生说明，清廉不是把自己包装成完人，而是在每一次可能退让的时候，仍然愿意守住那条线。这样的臣子会让皇帝不舒服，却能让朝廷少走弯路；这样的话听着刺耳，却比满殿赞美更有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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